GoingoutthePasses:SecondSeries
V
Iwasthechildofgoodfamily,
Ihavegoneoncampaigninmanydifferentsituations.
Thegeneral’sarroganceincreasessadthoughts,
personalgloryisnotworthconsidering.
FortwentyyearsnowIhavechargedforward
andfearbetrayingmyruler’skindness.
NowIseeYouzhou’scavalry[1]
gallopafar,darkeningtheYellowRiverandtheLuo.
AtmidnightIgohomebybackroads,
andmyoldvillagehasbeenleftdeserted.
Iamfortunatetoescapeanevilname,
butpoorandold,Ihavenodescendants.
单词释义
[1]cavalry[?k?vlri]n.(旧时的)骑兵;装甲兵;
后出塞五首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白话译文
我本来出身良家，懂得许多门道，揣知主将有叛逆的可能，所以不敢跟从。
主将骄矜增加了我的忧虑，荣华富贵已不值得一说。
跃马横刀二十年，担心的是辜负了明主的恩情。
眼看幽州叛军长驱直入，洛阳即将沦陷。
于是半夜里抄小路逃回家，可是故乡已经变成了空村。
我幸亏没有背上叛逆的罪名，如今孤身一人，没有儿孙。
创作背景
《后出塞五首》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年）冬，安禄山反唐之初。自开元中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这组诗叙写开元天宝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目的在于通过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地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叫唐玄宗快快清醒过来，并指出养成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以致安禄山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
作品鉴赏
《后出塞五首》叙写一个军士脱身归来的经历，通过他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酿乱期”的历史真实。组诗主人公是募兵制下的一个应募者形象。他是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写初次宿营时的所见所感；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揭露朝廷对安禄山的骄纵以致养虎贻患；第五首写军士逃离军旅的经过，以及之所以要脱离叛军的考虑。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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