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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世纪20年代刚开始，世界就乱了！国内疫劫，更是苦痛挣扎。宅在家中，心乱如发。文化艺术之无用之用，到底为何？文人学者，又能如何？所有郁结于心的东西，怎么释怀？社会焦虑恐慌，普遍的心理创伤，如何愈疗？只好，我们请一些朋友，一起读书，用阅读来安抚，用写作来找寻。对一本书、一件作品、一个人物、一部影片、一个展览，边读边写，可能是书评、书介，可能是笔记、感怀，也可能是一种艺术的方式，一种文本的实践，读解详析，构成个人认知的框架。希望我们读至百千，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态度。这可能才是我们本份责任。希望这个阅读、思考、书写项目，能带来自身精神与身心上的平衡，能为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更多个人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疗愈心理，在思想精神层面，强健体魄，伴随大家，渡过疫情，见证历史，透析时代的雾霾。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任由我们边读边写。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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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阅读《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读写者：王名峰
艺术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
[法]阿兰·佩雷菲特(AlainPeyrefitte)著；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此书曾经在学界围绕中华帝国是否是停滞的，发生了较大争议，其争论的核心是历史著述中的欧洲中心观念；现在的学界主流看法已经不再视清代中国为停滞的帝国了。”
王元崇，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马戛尔尼有没有向乾隆磕头，这似乎是个大事，因为参与讨论的人多，其实也半点意义没有，历史已经把这件事丢在了年之前。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一书中，中国学者按中国史料认定，马戛尔尼是行三跪九叩之礼，这点在徐艺圃的《序言》和秦国经《看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历史事实》中显得非常肯定，毕竟不管是嘉庆、和珅还是《清史稿》都说“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人贡，使马戛尔尼等觐见，自陈不习拜跪，及至御前，而跽伏自若。”而阿兰·佩雷菲特的《序言》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中依旧强调了马戛尔尼未行双腿下跪的三跪九叩之礼，而是单腿下跪三次九鞠躬。同样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这本书中为他这个判断作了很多分析，特别面对满清官僚系统流露出的太多谎言，作为任何一个西方人也更愿意相信一个英国绅士(马戛尔尼)和一个孩子（斯当东）的话。这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是，认为马戛尔尼磕头了的是因为他们深谙这个体制，如果马戛尔尼没磕头，我倒觉着历史尚且还留给了这个国家一个可以变通的空隙。漫画描绘了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场景视角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讲述多年前英使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和他们的使团在中国的出使经历。年青时期的马戛尔尼，这个伏尔泰都为之赞叹的青年，伏尔泰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称赞马戛尔尼为“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同样，佩雷菲特叙述了马戛尔尼的诸多优点，一个拥有多方面学识、廉洁的品格、可以为荣誉而面对职业军人的挑衅去决斗且对妻子又充满温情的人。这诸多的优点让佩雷菲特判断，马戛尔尼对东方的观察是可以信任的，因为在8世纪的西方，我们似乎更难找到如此冷静的观察者。早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两个西方人约翰·贝尔（JohnBell）和乔治·安生（GeorgeAnson），他们的观点如此不同，贝尔对中国充满赞誉，而安生却充满鄙夷。乔治·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肖像史景迁中对马戛尔尼的评价：“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GeorgeMacartney)也是安生的读者，他曾代表东印度公司及乔治三世在年造访中国。马戛尔尼学养极佳，如果有人得在贝尔及安生的两极论调间得一结论，他是最佳人选：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与爱德蒙·伯克、伏尔泰、萨缪尔·约翰逊、约书亚·雷诺兹(JoshuaReynolds)等人为友；曾出使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圣彼得堡，从事复杂外交任务；担任过格林纳达总督，期间并经历了年遭法国人俘虏的耻辱；并于至年间，担任马德拉斯总督。除了阅读安生及贝尔的书，马戛尔尼还读了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duHalde)所著并于年出版的总共四册的中国史，以及莱布尼茨及伏尔泰有关中国的哲学思考。在他曾出使的俄国宫廷里，由于叶卡捷琳娜大帝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她曾下令建造了一个中国小镇，而马戛尔尼也曾前去一游。”（《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67）从马戛尔尼的出使日记来看，马戛尔尼仍旧是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愿望来的，当他刚刚进入中国，见到中国勤劳的人民时脱口而出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句子：神奇呀！
这里有多好看的人！
人类是多么美丽！
啊，新奇的世界，
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
这本书的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来说，他在讲述马戛尔尼出使的这段历史，更是像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中国的游历“97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P5）我相信佩雷菲特是个经验丰富的“导游”，他能看到马戛尔尼出使背后的故事，并也能给你娓娓道来。我，本书的读者，也是复述者，在前两年因想做一篇“天朝思想与帝陵石刻”方面的论文曾翻阅过此书，后因各种原因搁浅，现重读此书，没有论文的牵制也就轻松了不少，所以，也想再次看看在西方人的视野里的我们的国家。毕竟在佩雷菲特视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些观点和判断还一样吗？
人民和社会经济
“那里天气炽热，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每个人都似乎必须努力工作，大家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无闲人。街上也看不见有闲逛的人，因为人们没有时间闲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蚂蚁般的忙碌景象使外来游客惊叹不已。“街上没有一个乞丐。”法国目击者则说得不那么绝对：“乞丐是有的，特别是麻风病人。”拉弥额特神父指出：“英国人之所以没有看见乞丐，是因为乞丐都被藏起来了。”而赫特南的看法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他说：“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扛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随时愿意为挣到一枚铜钱或一团米饭而卖力气。此外，中国家庭有互助精神，同甘共苦是一种习俗。叔叔会对侄子这么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经济繁荣，乞丐很少：8世纪的中国是繁荣的，但后来由于人口膨胀而衰败。（P68）另一个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另一本书《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7）中记录“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5）“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P~）漫画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社会名峰按：不管是佩雷菲特的转述还是约翰·巴罗、斯当东的描述，乾隆时期的社会经济按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中的推算，因为人口体量巨大，整体GDP总量占当时世界的20%左右，但人均仍在贫困水平，按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的判断，年~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美元，最多时39美元、最少时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level，~美元）左右。平民为了生计而忙碌，这在一贯于历史中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较为好的时代。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引以自豪的盛世在一两次大的冲击后就立马沦为赤贫，这都是普通民众本身的生活水平低下造成，中国的历史基本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西汉豪强的墓葬不是平民的墓葬，乾隆的圆明园也不是百姓的后花园。一艘陈旧的帆船由子船尾上看热闹的人太多而倾翻，大约有40人跌落水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抓住抛给他们的绳子而得救。中国人的好奇心超过了他们的人道心理。观看英国使团的兴趣超过对他们同胞生命的关心。”（P4）名峰按：鲁迅说喜欢看热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造成的，他对看热闹的人描述得很生动，“一个个都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好奇或是最为廉价的娱乐？心智可能还是最主要的原因，西洋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个笑话，造成这种笑话无外乎是被灌输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好笑的观念，而用围观来满足自己的判断过程，同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热闹是个长期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