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教授在“东方历史讲堂”以“改革的历史”为主题发表演讲。从商鞅变法到王莽托古改制、从王安石新法到张居正改革、从戊戌变法直至邓小平改革开放，文章穿越个中兴替，分析了为什么这其中只有“一头一尾”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以下为演讲节选：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转向封建社会。教科书上讲，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年甲午中日战争，有些划在了年辛亥革命。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叫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创新。“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实质性的变化。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间的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产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技术。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有钱就可以养兵，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变法就成功了。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个逻辑链比较长，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改革也罢，变法也罢，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第二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第三，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他工作的勤奋、用心的良苦、设计的周全、为官的廉洁，在今天一定会是优秀党员，论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变法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并不是变法者个人的成败，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秦孝公死后，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子上台，新君立即杀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相之后宋神宗仍在执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废除了。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用今天话讲，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留到今天的关于井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明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仅仅在《孟子》中大约有不到字的描述，《诗经》中有几行诗提到过，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孟子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才有经营权，诸侯再把土地“转包”给大夫，大夫找农民来耕种。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竖划两条线，如同一个“井”字，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诸侯或大夫，八家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
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依附封建主的农民不一定是奴隶，教科书上说西周奴隶制，这个说法起码是缺乏依据的，在田间劳动的可能有奴隶，但也有自由民，现在还不能证明奴隶是劳动力主体。历史教科书上的错误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当多，历史研究最可贵的是独立和客观，不能用预先设下模式，削足适履，把中国历史硬塞进一个普适的模式中去，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错，一些很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回到井田制上，这个制度为什么效率低？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我本人有过亲身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幸被送到农村去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时一起分配收成。那时有生产队的地，还有一小部分位置较好、较为肥沃的自留地，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站在那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庄稼蔫黄、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游来晃去，那肯定是生产队的地。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没效率，原因是经济学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头，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那时我们很苦恼，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农民不好好干活？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发现贫下中农的觉悟并不高，他不好好种集体的地，精耕细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农民还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在山上干活，总有要方便的时候，他硬憋着，收工后一路小跑，回家直奔厕所，粪便要留在自家的粪坑里做肥料，不想留在生产队的地里。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分给个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商鞅奖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过去荒地不能种，因为都是王土，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开荒垦殖。这是一场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我们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国有制变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必须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封建制讲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特权，平民和农民没有资格当兵，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了。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所以秦国的文物官员中有两个特点，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原名卫鞅。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而是魏国人。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通过竞争选拔机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都知道，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长平之战，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的统帅是白起，一介平民，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赵军的统帅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不和秦军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赵王不高兴，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换一个年轻的吧。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不是因为赵括带兵打仗有战功，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将领。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但是从来没打过仗，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话在先，如果打了败仗，你不能治我的罪。赵括果然大败，2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
邓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我讲简短一些。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解散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这和“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的作用是一样的。允许和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蛋糕做大了，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这也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所以在小平同志逝世后，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今天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恐怕是没什么人支持了，就像商鞅死后秦国人不愿回到旧制度一样。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现在社会各界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改革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在此之后，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违反当时的法律，十几年后，到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的地位。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而是“傻子瓜子”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平同志干预了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效果有如天壤之别。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
到此我们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对比做一个小结，两人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体制。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变法依靠平民和农民，邓小平的改革依靠农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僚、商人、农民的利益重新分配，商人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大体上能够做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资料来源：凤凰网（整理自许小年在“东方历史讲堂”以“改革的历史”为主题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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